八一中文

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

第十六章 后记（第1页）

《大医》是我写过最长的一部小说。

起初我没打算写这么长，四十万字差不多。但写作本质上是一种即兴艺术，没法规划，也不能设计，不是一丝不苟、按部就班地按照蓝图施工，它一定充满了各种意外。即使是创作者自己，也不知道下一行会发生什么，只能由着自己的兴致一个猛子扎下水，闭着眼睛拼命游，浑然未觉字数的增长：五十万，六十万，七十万……等到我重新浮出水面，看了一眼电脑屏幕上的字数统计：八十万字。

八十万字听起来很多，落到纸面上我却只嫌太少太局促，简直施展不开。原因无他，中国近现代史实在漫长，中国近现代的医疗故事也实在精彩。在调研和创作过程中，我查到了太多值得起立致敬的真实人物，也看到了太多值得浓墨重书的事迹。我就像是一头闯进玉米地的熊瞎子，面对这么多玉米棒子欣喜若狂，手足无措，简直不知如何取舍是好。

历史的真实，自带着一种凝重的质感，它无须雕琢，不用矫饰，仅仅凭着“真实”二字，就已超越了一切艺术创作。所以《大医》也是我写得最惊心动魄的小说。

这个“惊心动魄”不是形容读者的阅读体验，而是描绘我创作时的心路历程。我经常读着读着资料，激动到浑身战栗不能自已，甚至有几次热泪盈眶。

姚英子护送孤儿前往重庆的故事，脱胎于艾伟德和蒋鉴两位伟大女性。艾伟德是一个英国女传教士，外号叫“小妇人”。在抗战期间，她带着一百多名孤儿躲避战火，从山西阳城一路长途跋涉，翻山涉水，历尽艰辛，最终抵达西安。后来好莱坞根据她的事迹，拍了一部电影叫《六福客栈》，由著名影星英格丽·褒曼主演，影响巨大；蒋鉴女士是顾维钧的外甥女，丈夫周明栋是德国医学博士，夫妻俩本来是在杭州行医。抗战爆发之后，他们来到汉口加入第五陆军医院，义务提供战地治疗服务。一九三八年，蒋鉴受李德全、邓颖超之托，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的一百名难童从武汉转移。这一百名难童体弱多病，许多人罹患肺结核、支气管炎、疥疮、贫血症等，而蒋鉴女士以极大的毅力，奇迹般地把他们一个不少地送到了重庆。而她自己因此积劳成疾，去世于一九四〇年。

方三响在郭梁沟镇的传染病调查，素材是取自《解放日报》一九四四年的一篇报道。当年在延安附近的川口地区暴发了一次严重的传染病，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医生徐根竹奉命前往调查。徐根竹是福建龙岩人，老红军，因为在作战中腿部受伤，转入后方的医疗队伍。他虽然不是科班出身，却满怀革命热情和学习劲头，秉持着为人民服务的信念，积极奋战在抗疫一线。在专业医生的帮助之下，徐根竹顺利解决了川口地区的疫情，解除了延安的公共卫生危机——整个过程之曲折，其实足可以单拍一部电影。后来徐根竹出任西北野战军第二野战医院院长，不幸于第二次榆林战役期间牺牲。他的墓碑，至今还矗立在榆林烈士陵园里。书中的“老徐”，即是以徐根竹烈士为原型。

农跃鳞是多名民国记者的合体：黄远生、邵飘萍、林白水、史量才，还有不畏当局威胁，毅然撰写《豫灾实录》记录一九四二年河南饥荒的张高峰，胆敢当面讽刺孔祥熙的新闻女侠彭子冈，痛骂孙科的龚德柏，等等。我把那些传奇记者的形象糅合在一个人身上，并给他赋予了一个江南问题研究会的分析师身份——这个身份的真正拥有者，是华东局社会部调研科的钟望阳。他本来是个文学家，因为时局缘故，投身到情报分析工作中来。新中国成立后，钟望阳回归了自己热爱的老本行，成为一名儿童作家，颇有“余年还做陇亩民”的潇洒。

其他如为了拯救同胞慷慨就义的项松茂，为华籍劳工奔走惨遭杀害的王希天，他们都以真身进入本书，书中事迹亦皆真实不虚。即使是一些小人物，也都各有根由际遇。比如书中一直四处奔走寻找王希天的王兆澄，也是史实人物，他归国之后，先后任职于多所高校，潜心从事农林教育与研究，帮助民族资本办过味精厂和酱油厂，研发过“消治龙”药膏和多种维生素口服剂，还在湖南为抗战军队研发过压缩饼干，为前方战线的后勤解了一大困。一九四九年，他在衡阳为了掩护国立师范学院的师生，反抗国民党当局的南迁政策，惨遭枪杀而死。

再比如方三响的同志陈叔信，原型乃是陈仲信。他是湖州人，在上海建承中学读书时积极追求进步，并在一九四六年秘密加入共产党，成为上海学界运动的骨干。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五日，解放军进入上海市区，陈仲信前往接应，结果在苏州河边被一颗子弹击中，当场牺牲，时年二十岁。他是解放上海战役期间，最后一名牺牲的地下党成员，倒在了日出即将到来的前一瞬间。书中庇护方三响的谢寿天，也是一位真实人物，是上海滩的保险巨子。他无论是在商界的表现，还是作为地下党的作为，都堪称传奇。

我本来还想多写写林可胜，他所组建的中国红十字总会救护队，为抗战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；想多写写陈志潜，他作为中国基层医疗体系的先行者，有许多曲折经历可以挖掘；想写写汤飞凡，他在抗战期间极艰苦的环境下，奇迹般地研发出了中国第一批青霉素；想写写沈克非，他率领中央医院辗转长沙、贵阳、重庆，又跟随远征军赶往缅甸、印度从事战地医务工作；想写写王布君，日本投降之后，他一人单骑入大连，在敌人眼皮底下建起一座大连医学院，为解放战争输送了大量急缺的军医人才……太多了，太多了，这些人物有的只在本书中惊鸿一现，有的在书中未曾提及，但每一个人的经历展开来，都是一本大书。区区八十万字，又怎么能把这么多大医写尽呢？

所以《大医》也是我写得最有责任感的一部小说。

这个责任感，不是被人强行赋予，而是我在创作过程中油然而生的。

写作既是一个表达的过程，也是一个学习的机会。我起初只觉得这是一个戏剧性很强的好题材，但随着调研和创作的深入，我越发感受到震撼。借用爱因斯坦评价甘地的一句话就是：“后世的子孙也许很难相信，历史上竟走过这样一副血肉之躯。”但同时，我也深觉遗憾：相信大部分读者在看完这本小说之前，对刚才所罗列的那些人物是不知道的。说实话，我在动笔之前，对这些也茫然无知。他们做了那么多重要的事，拯救了那么多生命，可以说深刻地影响到了中国命运的走向，但除了学术界有专门研究，并不为广大世人所知晓。

那么，既然我读到了这些人，看见了这些事，我就有责任尽自己的绵薄之力，让他们重归公众视野，让今日之人感知到中国一代代大医的传承脉络、精神赓续，如此才不辜负他们倾注一世心血的付出。

这本书写完之后，我想了很多书名，可总觉得差了一口气儿，迟迟无法确定。一直到付梓的前一刻，我才下了决心，就叫作《大医》。简单了点儿，直白了点儿，可除了这两个字，实在无法抒发我在这本书里投入的全部感动。

如果读者看完此书，有兴趣去搜索一下诸多大医的事迹，略做了解，我便足以欣慰，功不唐捐。

咱们下本书见。

马伯庸